我市积极应对强对流天气过程 [2023-08-02]

网站优化这些误区一定要避免 百害而无一利

发布时间：2025-04-05 08:58:52编辑：劳心焦思网浏览（84）

第三个方面跟大家交流一下货币政策。

5家大型银行跻身全球20强，但真正属于全球系统重要银行的仅有一家。未来，人民币国际化要在金融领域内获得突破与上述方面有着非常密切的逻辑关系。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局部地区出现一些套汇套利的现象是难以避免的。中资银行国际化任重而道远。人民币在国际债券和衍生产品交易中使用较为有限。未来金融市场不仅需要规模扩大，深度拓展，尤其是衍生产品市场达到相当大的规模。人民币汇率和利率的市场化程度较高将使人民币作为资金和货币的价格富有弹性，更好地调节市场的需求并有助于控制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这将会有效助推人民币国际化。

而且还需要扩大对外开放，使得境外持有人民币的投资者能够在市场上进行便利的投资，或者至少能运用这个市场控制人民币的汇率风险、利率风险等，这对于下一步的人民币国际化至关重要。SWIFT的报告显示，2014年7月份人民币在全球支付货币中的市场份额进一步提升至1.57%，人民币在使用最多的全球支付货币中排名第七位。换句话说，如果经济中存在若干种资源配置扭曲，那么通过局部改革去消除其中某种扭曲未必会带来社会福利的改进，甚至还可能带来对全社会而言更糟的结果。

特别是存款利率放开后，存款成本回归带动整体利率上升，这些中小银行的风险必然加大。土地抵押贷款与城投债的偿还也主要依赖未来土地增值收益，特别是未来商、住用地一次性土地出让收入。此阶段宽松的信贷政策、以及中央对一、二线城市住宅地产的打压，让泡沫不仅从住宅地产向商业地产、养老地产、甚至是死人地产（墓地）扩散，而且也从一、二线城市向三、四线城市扩散。继2013年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后，2014年又分别将人民币存款利率上浮区间扩大，并正式推出存款保险制度。

1980年代货币超发的第一类倒逼机制与通货膨胀 虽然1983年中国已确立人民银行的央行地位，并对四大专业银行进行了企业化改造，但直到1993年央行的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职能均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在土地改革上，我们也提出应从城郊土地改革开始，通过允许人口流入地城郊农民为外来农民工合法盖出租房的方式来切实拉动增长，有效提升对房地产上下游相关产业产品、服务的需求，特别是消化目前严重过剩的钢铁、建材、能源等行业产能，降低其过高的杠杆率，增加地方政府税收，这样就一方面做大了金融系统蛋糕，也同时有助于核销坏账来降低金融风险。



如果金融系统的扭曲只是经济体制中诸多扭曲的一种，那么在其他扭曲依然存在时，单方面去改善金融扭曲未必是好事情。当前的中国，这样的政策讨论与策略辩论仍然严重短缺，主要还是相应的改革机制未能有效建立。只要有地方政府在后面做隐性担保，这种击鼓传花的游戏就可以继续玩下去，表内、表外信贷类融资行为也会同时扩张。更重要的是，政府对哪些行业有发展前景的判断也未必比银行自己的判断更准确

对这个问题有充分的认识，有助于评估中国目前所推动的金融改革措施可能产生的后果。更重要的是，政府对哪些行业有发展前景的判断也未必比银行自己的判断更准确。一旦未来房地产市场下行，不仅房地产开工量大幅降低，地方政府也将大幅收缩基础设施建设。而一旦错过了这个时机，加上未充分改革的金融体制在2009年大规模信贷刺激后又带来更加的严重产能过剩和资产泡沫后，再过快推动不当的存贷款利率市场化就反而可能加速泡沫的破裂。

至此，中国房地产全面泡沫化的局面开始形成。本质上，这还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策略，但当改革进入深水区， 如果再没有石头可摸，过河就必须学会游泳，而且还特别要能把握水流的分布与力度，以及过河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



前述讨论，对于思考中国推进金融改革的速度与顺序的选择有重要含义。但如果存贷款利率同时放开或存款利率市场化进程过快，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在收入大幅减少时为维持经营不得不争夺存款。

房地产商在中国特有的商住用地招拍挂制度下，为支付高地价往往不得不高度依赖外部融资，尤其是银行体系贷款。银行利润过高，本来确实是中国传统金融体制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在那些产能因国有垄断而仍然不足或效率不高的行业，如一些高端服务业、制造业部门，以及城市公用事业部门，通过打破垄断来拉动增长、增加税收，或至少降低公共服务成本。以刚性兑付为例，虽然中央政府意识到一部分有序违约发生有助于换取市场的纪律，但具体到某一产品，参与各方(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地方政府)的做法往往是一护二捂： 不仅出于社会稳定、当地融资需求和金融稳定、个人政治前途等考量极力避免违约，而且全力避免公开相关风险、甚至对救助方案细节进行保密。实际上，当前中国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已经、并将持续对中国的泡沫经济带来了本文所讨论的一系列不利影响，已经、并将继续把中国经济逼到一个风险很高的局面中去。正规银行与影子银行资金投放将同时增加。

在消费品、能源、原材料短缺的背景，经济中就必然不断出现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即使1990年代上半期和本世纪初曾面临重大的金融风险，但因包括运气在内的各种因素发挥作用，风险最终还是得到了化解。

其次是高度依赖商、住用地出让金的地方政府与投融资平台。这恰恰是因为此阶段制造业产能已过剩，大量流动性只能进入资本与资产市场，尤其是被地方政府垄断限供的商、住用地与房地产市场，在一、二线城市掀起先住宅地产、后商业、养老地产的泡沫。

金融改革模式与内部顺序选择 虽然中国经济改革中自下而上试点的方法一直被认为意义重大，但在金融领域先局部试点、后全面推广的模式却未必有效。为什么可能增加风险的金融改革会先于其他领域改革推动？ 除改革部门化因素外，主要还是相对于其他领域（如国企、土地改革），金融改革因其涉及面广反而分散了改革的阻力。

首先是竞争性金融市场的培育，其中最主要的措施就是在审慎基础上加快放开中小民营银行的准入。当前，包括上海自贸区或各种金融实验区的相关改革进展有限，其实就说明了这个道理。对这些问题有充分估计，同时采取措施推动这些银行发展相应的金融工具来强化利率风险的规避能力，非常重要。因此，房地产泡沫全面崩盘的风险确实难以忽视。

虽然一般认为1980年代日本利率市场化的大体方向是正确的，且实施过程也比较顺利，但这一时期日本银行业利润确实大幅度下降。这些贷款的利率类似于利率黑市，大中企业的贷款利率在7%左右，最高不到10%，而小微企业贷和网贷利率则普遍在15%－30%之间，这显然提高了改革中利率预期的上升幅度。

所以它们的融资主要是短期过桥性融资。其中，政府融资平台表外及其他直接融资规模大约为10万亿（政府融资平台表内银行贷款还有10万亿元）。

尤其在整体经济的金融化深度与泡沫化程度大大加强后，更迫切要求未来的改革更具配套性。更糟糕的是，近年来政府出于对金融风险的担忧，开始加强贷存比、信贷规模、资本充足率等指标监管，迫使商业银行通过加强银信合作等方式将对利率敏感度低的地方平台类国企以及资金紧张的房地产企业推向影子银行，但这不仅进一步加大了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难度，而且可能带来更高的金融风险。

由于高利率定价一般对应高风险溢价，目前国有大银行不仅缺乏数据积累去建立有效的风险和定价模型，而且也因为成本高、风险大而缺乏激励向中小民营企业发放贷款，因此，鼓励更多民营银行准入就成为建立竞争性金融市场的重要前提。特别是存款利率放开后，存款成本回归带动整体利率上升，这些中小银行的风险必然加大。在本系列上一篇关于地方国企改革的讨论中，提出解决国企预算软约束的最有效措施可能是通过改革实现国企的完全退出与资产变现。当早期卷入的城市开始从商、住用地高价出让中获利时，后期卷入的地方政府还刚刚开始建设开发区，必然要施加压力阻止人民币升值。

各线城市房价在此后2-3年内增长了100%-200%。关注次优理论的含义，并以此为基础来把握中国金融改革、乃至整体经济改革的速度与顺序非常重要。

但我们目前看到的，却是央行试图直接去控制、但实际上却难以实施有效影响的其他一些利率，比如存贷款利率。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前期被认为是正确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此时却成为金融乃至经济复苏的诅咒：改革导致银行利润下降，很多银行根本没有足够能力去核销坏账。

当前的中国，这样的政策讨论与策略辩论仍然严重短缺，主要还是相应的改革机制未能有效建立。更严重的是，大量房地产公司及相关金融机构倒闭严重破坏了金融正常的运转机制，银行对中小企业更是严重惜贷，企业投资不振，资产价格持续下跌，并进一步带来日本消费长期不振。